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陆续离开西柏坡，奔赴各自的岗位，传达贯彻全会的有关精神；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陆续启程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中央五大书记于3月25日乘火车秘密抵达北平郊区。下车时，李克农等迎候在刘少奇所乘火车车厢门口。中央负责同志上了各自的汽车，列好车队，然后按照北平中共负责人的安排来到颐和园休息。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同各界人士会面。仪式结束后，刘少奇直接乘吉普车来到香山住地。住进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3号。
北平市和平解放，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市内秩序良好。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旧北平长期被日伪、国民党政府统治，经济早已成了一个烂摊子。加上长期被解放区包围，城乡联系断绝，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再加上华北连年灾荒，因此经济状况也难于很快得到解决。人民群众在盼望共产党来解放他们。进城干部虽然实行供给制，但他们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父母靠乞讨度日的事情也时有所闻。人们含着微笑和眼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设比打仗更复杂，领导同志们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对克服困难充满了信心。
刚刚进城时，刘少奇的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散会时大都已过半夜。在刘少奇的住处，最大的一间房子是客厅，几乎每天有同志来，坐得满满的，愉快地谈笑，热烈讨论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对于那段紧张而繁忙的日子，王光美曾留下了宝贵的日记：
3月26日，少奇有会。并同我谈“城市工作提纲”，我记下来。
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与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
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及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同志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
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
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
3月31日，专题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少奇同志认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维护工会的独立地位，因为工会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他曾建议重要同志负责北平市工会工作。
4月1日，少奇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4月2日，约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平、津接管的情况。一波同志特别谈了对外贸易。
4月3日，少奇出席北平市委会，讲了他听取各方汇报后的意见。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更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先干什么，如何干，谈了他的看法。当晚主席处有会，可能就在那天决定让少奇同志去天津。
我陪少奇进城专程到华北局一波同志处，那是后园恩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室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平津接管工作均由华北局薄一波同志负责。少奇去天津，行前先去同他打个招呼并嘱他党中央、毛主席有何指示请及时转告。
王光美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还是朱德和康克清无意中创造的机会。那次，刚从北平来到延安的王光美随同事们去拜访朱老总，康克清提议他们一起去见见刘少奇。于是，王光美和同事们又见着了刘少奇。刘少奇对大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和他们一一握手。送客时，王光美因为年轻，职务最低，于是最后一个与刘少奇握手。可能因为是最后一个握手对象，刘少奇与王光美握手时多握了一下。
其实，王光美与刘少奇最初的缘份，可以追溯到她参加革命前。那时，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王光美从一位地下党员那里得到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小册子她读了很多遍，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王光美对作者刘少奇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让王光美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延安见到了这位作者，而且自己的一生都将与这个作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有月下老人将红线系在了两个有缘人身上，以前素不相识的王光美和刘少奇，此后见面的机会却多了起来。刘少奇先后到王光美所在的单位参观了两次，第二次他还顺带“参观”了王光美的住处。那时，王光美和另外一个女同事住一间小屋，墙上还挂着相片作为装点。一段时间后，王光美换了住处，刘少奇又来坐了坐。
有一天，当时在军委外事组工作的王光美忽然得到通知，说刘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谈话。在一匹老马“向导”指引下，王光美找到刘少奇在枣园的住所。到了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梨子请她吃。于是，她拿出自己随身带的小刀，削起梨来。这个北平来的女学生刀法很好，削的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刘少奇一看很新奇，说这是怎么削的，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也许，就是因为两人背景、各方面很不相像，才有吸引力。在那时的王光美看来，刘少奇表达爱情的方式特别奇怪。一开始就“坦白”说自己岁数大，家里有5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还有别的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忙，没有空余时间。可王光美觉得眼前这人虽然不浪漫，但的确是个非常实在的人。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让两人最终走到了一块。1948年8月21日，王光美和刘少奇在西柏坡结为终身伴侣。新婚当天既没举行隆重的婚礼，也没举行婚宴，但使人难忘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机关的同志都到他们的住处祝贺，一起品尝由中央军委外事组的同志亲手做的喜庆蛋糕。
王光美一向自立，凡事都自作主张，她恋爱结婚都没有告诉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后来，家里收到王光美的信，信中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刘少奇为何许人。这时，他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介绍说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这就是王槐青对女婿的最初了解。
刘少奇初到王家拜见时还有一番情景。
王槐青心想，这是“姑爷”第一次上门，他又是一位中共领导人，一定要盛情接待，于是亲自到西单牌楼的湖南饭馆“曲园”订做了湖南菜，还特意交代，送菜时不要忘记带湖南的长筷子。比王光美大两岁的六哥王光英为准备送给刘少奇的礼物，特意骑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那天，刘少奇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头戴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和身着女式列宁装的王光美一同来到家里。王槐青亲自到客厅门口迎接刘少奇。刘少奇忙走上前去，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短，但满怀深情。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于北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和母亲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
这时，王光美的六哥王光英恰从天津回到家探望双亲，刘少奇与他倾心交谈，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还告诉王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
刘少奇十分注意地听着，接着说道：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怎样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听国民党宣传多了，对共产党不了解，很害怕，害怕要“共产”，要没收财产，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刘少奇遂让王光英回天津后，要联系工商界人士，做些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
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吃了解放后的第一顿团圆饭。饭后，王光英把那条方格薄围巾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高兴地接过来，还在脖子上围着试了试，笑着对王光英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再搞了。”
刘少奇省亲后不久便赶赴天津。
刘少奇是肩负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业比较集中，问题很有代表性。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上。临行前刘少奇还特意通知才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两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张文松等几位得力干部随行，以便及时将刘少奇的意见转告市委，中央办公厅同去的有吴振英（老红军，刘少奇的秘书）、李树槐（老红军，负责警卫）等同志。天津之行，王光美也陪同在刘少奇身边，她详细记录了刘少奇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日程。从4月10日到5月7日，在天津刘少奇做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和视察。
刘少奇天津之行最为轰动的，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他在天津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史称“天津讲话”。
在天津市的干部会议上(主要是工会干部)，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继续存在，工人想不通，有些工人认为，既然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刘少奇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朝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亲自解决他们的疑惑。
4月21日，他在视察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时，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是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向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夕，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的做法，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稻、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谈话”的主体构成。
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谈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呼、也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因此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煞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可恢复和发展生产。国营和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办呢?刘少奇的对面坐着宋斐卿，他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更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
他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旧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他在信中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计，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1949年6月，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工商业者打消顾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物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上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000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
刘少奇天津之行结束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王光美回忆说：
在天津一个月时间里，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开会，调查，谈话，看材料，批文件，无暇看戏，更无暇游览。但住地较清静，每晚我们到户外散步半小时，这是少奇多年的好习惯。
7日，少奇到塘沽参观碱厂。从那里去唐山，因为开滦煤矿工人正酝酿罢工。少奇主张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没有权利禁止工人罢工。即使国民党暗中破坏，我们也让它去吧！以后工人会相信我们的。他急着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以便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3天后，王光美在家中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电话，说毛泽东要王光美转告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11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当晚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建议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逐层向干部讲一讲。这期间，刘少奇于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19日在北平干部会上做天津调查情况的报告。除去出席各种会议、做报告、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
到开国大典前夕，刘少奇工作异常繁忙，据王光美记录：
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说当晚去大连，再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这一段少奇的活动我没多少记录，并遵纪没打听。
记得6月初叶子龙、吴振英来过我家，告诉我少奇将出访苏联，要为少奇访苏准备些衣物，特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帮忙买了皮箱和衣服，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少奇回来的急事是出访。
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一次未经宣布的秘密访问，也是中苏两党间的第一次高级会谈。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王稼祥、高岗。到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接待。
在苏期间，少奇还进行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在当时，采取苏联模式是我们唯一能作的选择，这对迅速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和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基础，功不可没。
8月14日，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
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合作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厂行政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只字未提。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专列中随行的有几十位苏联专家，许多在北平的高级负责同志到停车处迎接。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没有再住香山。